1921年，北洋政府将15万斤、装了8000个麻袋的明清两朝档案，当成废纸作价4000银元，卖给了北京西单的同懋增造纸店股票配资宝，算下来，1斤国宝级文书还不到3分钱，这里面有皇帝亲笔朱批、各国使臣朝贡文书、殿试状元考卷原件，全是存了400多年的国家机密原始文件。
1921年冬天，北洋政府做了一笔买卖。把紫禁城里堆了十几年的八千麻袋旧纸，当成废品处理了。这些纸装了整整15万斤，卖给了西单的同懋增造纸店，成交价4000银元。折算下来，一斤还不到3分钱。
纸店老板程运增买这批货，目的很直接——打纸浆，造还魂纸。运到定兴和唐山的纸厂后，按工序先把纸张浸透捣烂，再化成浆。不少明代文档就这么进了池子，再也没办法找回来。
这些可不是什么废纸。
麻袋里装的，是明清两朝内阁大库的原始档案。里面有皇帝用朱笔亲批的奏折，有各国使臣呈递的朝贡文书，有殿试状元的考卷原件，还有用满文、蒙文和多种外文写成的外交文件。
时间跨度400多年，全是未经任何出版或编纂的国家机密原件。后来研究明清史的学者公认，这是最直接、最核心的一手材料。
这批档案原本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。清朝末年，库房年久失修，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，维修的事就搁下了。拖到1909年，朝廷终于决定动工，得先把库里的东西腾空。主事的官员觉得，年代久远的旧档留着没用，上奏打算挑一批烧掉，省地方。
张之洞当时管学部，正筹备京师图书馆。他奏请把大库里的藏书拨给学部，派了罗振玉去现场办交接。罗振玉在准备烧掉的文件堆里随便翻了翻，发现全是极其珍贵的史料——他赶紧劝张之洞叫停烧毁，这批档案这才跟藏书一起，移交到了国子监。
进入民国后，教育部在国子监设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，档案归了过去。1916年博物馆搬到故宫午门，档案也跟着搬。品相完整的挑出来放在午门城楼上，剩下大量零散的就塞进麻袋，堆在端门的门洞里。门洞透风漏雨，冬天灌沙子，夏天返潮发霉，没人正经管过。
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，后来写文章专门提到这批档案的处境。工作人员经常随手拿出去当废纸用，看管工人还把空麻袋拿去卖钱，里面的文件直接扔在地上。十几年里档案不断流失，外界几乎不知道这批国宝就在门洞里堆着，自生自灭。
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紧张，教育部连工资都开不出来。有人就盯上了端门洞里那八千麻袋，觉得占地方又没用，不如卖掉换钱。一称一算，8000麻袋，15万斤，4000银元，卖给了造纸店。
事情到这里，这批档案的命运本该画上句号。但1922年2月，罗振玉到北京办事，在市面上偶然看到有店铺在卖内阁大库的档案——洪承畴的揭帖、朝鲜国王的进贡表，他一眼就认了出来。顺着线索查到同懋增纸店，才知道整批货都当废纸卖了，而且已经有一部分送进了纸厂。
罗振玉马上找纸店交涉，愿意把剩下的档案全买回来。纸店嫌麻烦，说货已经运到了外地，不愿意再拉回来。罗振玉最后开了12000银元的价格，是当初卖价的3倍。纸店这才动心，把运到定兴、唐山的麻袋全部运回，交给了罗振玉。
为凑这笔钱，罗振玉几乎拿空了家底。档案拉回来后，雇了十几个人分类整理，存放占了30多间库房加5个大院。整理过程中，发现了大量从未面世的史料——明清边务战事文稿、清初开国机要文件，还有各种此前不为人知的原始记录。
但罗振玉终究撑不住。1924年，他把大部分档案转卖给了收藏家李盛铎。李盛铎后来又将相当部分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另外40多箱则卖给了日本人松崎鹤雄，流散到了海外。此后几十年，这批档案几经辗转，分散在多个地方。
与此同时，类似的事情也在别处发生。几乎同一时期，敦煌藏经洞的写经被斯坦因、伯希和等人大量运走，殷墟甲骨在药材铺里被当成龙骨出售。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中，文物和古籍的流失不是个例，而是普遍现象。内阁大库档案的遭遇，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散落在各地的这批档案被逐步收回。1958年，国家档案局组织专人对剩余部分进行了两次系统清理，筛选出大量有价值的文书。如今，绝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，都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
后来人们把这件事叫作“八千麻袋事件”。15万斤记载着400年历史的官方文书，在时代动荡中差点全部化为纸浆。能留下来的每一页股票配资宝，都成了今天回望那段历史时，最珍贵的实物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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